“自然生态环保”已被沙尘暴之类逼上了急措日程，但“人文生态环保”（以下简称“人文环保”）的紧迫性，尚未得到重视。祖国大地的人文生态环境正在遭受人为破坏与自然的侵蚀，既有的新旧文化艺术品种在人文生态环境中，究竟如何在定位与移位中或自生自灭，或正常发扬，皆在变数之中。
 

   “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易》）是中华文化史上提出“人文”概念——“文化”涵义及其文明育化社会之功能的最早记录。

   各民族历史中，一代代人们创造了自己的人文环境，而人文环境又反哺造就了一代代具有人文素质的人们，他们的出类拔萃者成为了民族的当然代表人物，而这些人物便成为了该民族有资格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保障和标识。先贤早就断言，没有这些保障和标识的民族只能是“生物群”！

   人文环境是由“硬”与“软”两大类“人文载体”与二者之间的有机联系构成并维系传承下来的。“硬”是一切形式的建筑，如城、屋、桥、路、板、坛、陵、墓等等和它们的整体布局。还包括文字存录之物，如纸、简、帛的书籍和碑帖、摩崖题记、匾额、墓志、抱柱楹联等等。也包括先民的一切金、石、木、骨、牙、漆、陶瓷、纺织等之制品。“软”的是先民留传下来的一切“人身载体”形式的文化成果，如说唱曲艺、戏曲、音乐、舞蹈、民谣、笑话、神话传说，口传心授的伎艺以至风俗礼仪等等。这“硬”与“软”二大类人文载体自然形成的有机联系，尤其“软”得近乎无形，最易被忽视，然而它是人文环境涵义中最为重要的成分。

   人文环境在不断创造过程中是新旧并存的。因为“新”是在发展其生命力，“旧”是在保持其生命力，离开了保持就没有真正的发展。鲁迅曾说过，生命的第一要义是维持自身生存，第二是维系自类的繁衍不绝。人文环保理亦同此。

   实事求是而言，“旧”在人文史中是积淀是结晶，而不是“老朽该死”的同义词。不应对“旧”强行予以一时一地观念下简单化的“一分为二”，不应由个别权力人物臆断划分“精华”与“糟粕”，从而进行粗暴的“去粗留精”。如此造成的不可挽回的永远令全人类后悔的恶果史鉴不远，俯拾皆是。人们基本忘记了恩格斯说过的，发现一种东西的使用价值，是一种“历史的的作用”。他举例说到铁，开始发现它有可制造刃具的使用价值，后来又发现它有被磁化以制造指南针的价值。道理同而甚之的是，文明史一再证明：一切人文成果——先人的旧物总是断断续续地在人们不易预料的时间地点机遇中焕发着新生的文明和佐衬文明的价值。因此“旧”中有“新”。汤之盘铭曰：“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乃是永存的铁律。（我译之为“已知的太阳是新的，明日的太阳也是新的，每天的太阳都是新的！”）

   道理同上的还有“新”中有“旧”。先哲说过，伟大的成就是因为“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俗话说“登峰我高山七尺”。“新中有旧”观的负面在近现代往往表现为自以为“洋而新”的东西，一旦摆进世界文化座标，就立即会发现它们不过是检食人家公认的陈腐丢弃物，或者是恨我中华不丑不乱的别有用心的群类哄你上勾的诱饵。我多次说过：“做钓饵用的肉虫子越是有生命力地摇头摆尾，就越能招鱼上钩；鱼在获得这个‘生命力’的一刻，将同归于尽！”

   真正的“新”，不可以重复古今中外既有形态的东西，同时它不可以退越两项合格检查的底线：一是它与“旧”达到“和而不同”的协调。二是它在大多数高、中知识层次人士心目中得到理性的理解，在一般正常心智的民众心目中至少没有恶感，或幸而能得到感性的好评。

   因此，对“旧”的宜慎重保护，对“新”的要慎重建设。不能以“破旧立新；破字当头立也其中”的“文革”野蛮观念来肆意挑动“新”与“旧”的对立不容，而只应代之以“新不伤旧，保旧立新”的原则。

   在“新旧一统”的人文心态中，你即如同立于万里长城中间的任何一个烽火楼之上，瞻前瞩后：那巍巍城垣从天边蜿蜒而来，不见其尾；奔云霓龙腾而去，莫识其首！又如立于长江中流巨舰之上：俯察浩浩大江来自碧野苍穹千峰万壑而涛涛无尽，去往溟渤大洋，淼淼横流而远没天际！纵览环球，人文青史，非我中华而谁能如是呢？
 

   俗话云“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又云“青山绿水出才子，险山恶水出强人。”人的一生，所受教育之所有三：小的是家庭亲友环境，中的是学校环境，大的是社会人文环境。因此要提高公民的人文素质，这三个环境及其互补环节的改善是不可或缺的。对此不自觉地损而缺之，公民的人文素质只能趋低逐下；自觉地补缺完善，公民的人文素质一定会趋高竞上。

   六朝古都北京，乃祖国各地人文荟萃之都。地方戏种一旦进京，逾百多年而成为国家级戏曲。这是从“徽班进京”发展到京剧——国剧的可鉴史证。满族清贫人家出身的老舍先生，在此人文丰沛之乡，才成就了“京味文豪”地位，立于世界文学之林。湘潭齐白石先生来京三十载，遂成国画巨匠。宜兴徐悲鸿先生年少入京华，逢伯乐，开讲坛，遂成奠定近代中国美术教育宏基之宗师巨擘！源自河北河间县的“大板大鼓书”初进京时虽有“怯大鼓”之嫌，终于在刘宝全先生及其同辈培育下成为享誉大江南北的“京韵大鼓”，升座为曲艺“攒底”的重头曲种。刘先生也因而以“鼓界大王”的盛名，影响了杨小楼、王瑶卿、梅兰芳以降三代黎园名家。此类雅例真真不胜枚举！略举万一只为说明，这良好的人文环境才养育出具有高超丰满的人文内涵的艺术品种，以及它们的载体——“文人”（此处“文人”非指传统意义上的“士人”——“文人”，乃是广义的“文化艺术载体之人”。）

   毛泽东主席曾经是很明白这个道理的，他说过，我们有“光复旧物，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我以为这光复的“旧物”即是被历史证明为优秀的既有人文成果和人文环境。试问，如果没有这些，你又何以在世界民族之林有立锥之地呢？

   可悲可叹的是，近代我中华，自“太平天国”、列强入侵，遍野内战、土改运动、“大跃进”，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空前浩劫，对中华人文环境的无知粗暴的人为毁坏，听任自然消亡的麻木不仁，已使得六千年积淀的世界上最伟大最丰富的中华人文环境，遭到了早逾太半的无情破坏！１９３９年先父李苦禅在书法条幅上写道：“汉魏六朝以及唐代艺术，若雕刻壁画，卓宏煌丽，已惊世界。‘革新’以还坏灭殆尽矣！深可慨也！（民国）２８年再客旧京写。”至于他亲睹“土改”，身临“文革”时对文物损毁的哀叹之言，我则不忍引用矣！

   更可叹的是，在这种人文环境大破坏的岁月出生长大的人群中，如果没有一定自觉自纠自补的人文要求，和相应的特殊偶遇的小人文环境之补救，当然会人文素质不高或低到零下。于是他们的金钱、权力与百无聊赖心态下产生的种种社会能量，便继续破坏甚至有意地精心地消灭着这些残存的中华人文环境。文人创造了人文环境；反之，负文人制造的负人文环境也会不断克隆负人文素质的“类人群体”；前者呈良性循环进化，后者呈恶性循环退化。身为文明礼义之邦的大中华民族之胄，岂可不明不察，不谙司马光所教：“祸固藏于隐微，而发于人之所忽者也！”

   历史上，凡人祸之乱，皆源于人文论丧之处，故人文不察人祸必至，只是迟早而已。此情此理诚望引为国家的“资治通鉴”。
 

   保护人文环境的目的是为了不断培育国家民族的人文人才；科技人才可以发展国家的“硬件”——强大的生产力，可以富国强兵，不受野蛮列强的侵犯；人文人才则可以影响甚至确定国家的社会“软件”——聚集本民族乃至全社会成员之心，稳固国家公民的精神支柱，保持后劲无穷的精神动力。人文人才尤能预见国家近、中、远期的必遇问题，超前提供较完备而可行的因应方略。如此超前地把握国家发展主动权和由此带来的国际活动主动权所展现的心智力量，必然会在世界上树立举世心服的威望和信誉，形成自然而然的“心理制空权”。遂可进一步以中华“中和互利合谐”的至善人文观念，在不断自利的同时，奉献于世界。届时必会证明美国“人文权威”亨廷顿教授所预言的“未来世界将是不同文明冲突的世界”变成显而易见的西方人文偏见，而替代它的预见则是“未来将是一个各民族、各国家的优秀文化，在保持各自独特长处的同时互相融合的世界。”孔夫子说过“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这类古老旧观点必将在这种“文化冲突论”与“文化融合论”的必然消长之中，不断赋于新的时代涵义，得到新的佐证。两千四百年前中华先圣首发的“人文以化成天下”的观念，尤其会不断焕发出“日日新又日新”的人文光环！
 

   考察历史，人文人才实在难得，他们在人口比例中永远是极少数，像淳于髠，管仲、晏婴、屈原、贾谊、庞德公、郭奉孝、诸葛亮、魏征、刘伯温这样的人才每朝每代可有几人呢？孔夫子说过“人才难得，不是这样吗？你看唐尧虞舜之际很兴盛，就是因为有十位人才做臣子：一位女士和九位男子。”（在这里孔子还特意把女士人才放在男子人才前头哩！）

   历史上“少数人”特别是“个人”的意见很容易被忽略，然而革命导师却提示过世人：“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中。”由于人文人才对社会有敏锐的洞察力，所以往往有超前的预见。然而由于“个人管见”总居“少数派”，实在曲高和寡甚至乏人理解，轻则受到冷嘲热讽，求全责备，重则遭到严酷打击，责令“检查”。即使他的见解得到部分采纳，也难得丰厚及时的“经济回报”，略有“回报”之得又易引来妒嫉排挤与中伤。我常讲“再高的哲学论文也不如戏说胡编的小说剧本之类值钱”，老子一生只有“五千言”的《道德经》，还疑为语录本，实不堪卖文糊口！所以历来的人文知识分子（如不从事“副业”的话）早已对诸如“安贫乐道”“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与“来日可鉴”之类的老生常谈，事故得麻木不仁了！

   当年，梁思成先生反对拆北京古城墙，其夫人于１９５１年对彭真市长讲：“如果你们拆了真古董（古建）将来会花钱建假古董”。不料这种当年“败兴”的预言正不幸而应验于四五十年之后的北京和祖国各地！

   当年马寅初先生主张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却遭到无情打击。结果他以“伟大的失败者”迎来了迟到的“胜算”。代价是我国背上了十三亿人口的超重负担。

   此类痛例国人皆知，不必一一忍痛再举了吧！我们需要的是痛定思痛，晋王羲之说：“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汉贾谊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今天中国正迎接着“十五计划”展示的空前辉宏的前景，更需要尊重难以“批量生产”的人文人才。尊重的落实，即是保护他们并认真研究他们的建言献策。须知中国的知识分子具有这个世界上难得的效忠祖国的天性和赤子之心，人文知识分子于此特为尤甚矣！又岂可轻慢待之呢！
 

   为了钱，为了外国人来看看玩玩丢下外汇，带走“美好印象”，为了吸引国内游客，挣门票钱，为了上级领导检查“精神文明成果”，也会孤立地形式主义地保护一些文玩古董和名胜古迹的，但这种盲目保护往往会导致不自觉地破坏原有的人文环境。把古迹修旧成新，让古建与“新方盒子洋楼”并肩而立。把孔子大庙里里外外用水龙冲得泡了汤，褪了漆……给千年石佛按个水泥新鼻子，在齐白石故居近邻盖个大高楼，故居几呈天井之势，实在令人哭笑不得，真是愚俗不堪！

   鉴此，保护文物古迹务必由有人文知识的人才主管决策，进行整体的、自觉的、科学的“人文环保”。对“人文硬载体”如此保护，对“人文软载体”也要集中人文知识分子的相关意见“原汤原味”地保护，整理存录。不要人为地污染有民族特色、地方特色的文明泉源，不要在天然矿泉水里自作聪明地添加没经过时间考验的‘最新合成营养素’，我常如是说，潭派老生就是潭派老生，不要在四大件之外再加交响乐伴奏，非如此伴奏也成，可别叫潭派老生，别叫京戏或国剧，只能叫“仿京戏交响乐”，组词逻辑一如外国的“加果酱红茶”，绝对不可与虎跑泉水沏的龙井茶同日而语。为什么意大利美声大师们不用扬琴、二胡、瑟琶、古筝伴奏以创新呢！看来意大利文化人尚未走入盲目创新的病区。鲁迅说过一个暴发户为了附庸风雅，重金购得一件青铜器，又雇了个铜匠花了一天功夫把它去锈磨亮。此后不是也有把民间艺人、民间诗人请进城来“进修提高”的“善举”吗？如此这般“笑林广记”，真不愿以一再牺牲民族的人文环境来不断增加可悲的笑料！

   一个民族从蛮荒到文明要历经多少岁月，而从文明退化到蛮荒却用不了多少时间。就像万年的草原在人为的“开发”下不消十年二十年就荒漠化了。蒙族作家玛拉沁夫在我们政协委员讨论会上激动地说：“我年轻的时候骑马不见马肚子，草原的青草高高的，密密的，现在都要露出马蹄子了！”我说：“一千多年前的草更高，比牛还高，不然怎么会有‘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诗句呢？”

   看来，好诗是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和良好的人文生态环境的结晶。破坏了这两个环境，不但好诗出不来，更多可贵的文明成果也出不来，连人类之所以还称其为人类的文明底线也是要崩溃的！